搞学术是否应该慢下来

倡导“慢学术”的北京大学教授饶毅试图破除人们对于论文数量的迷恋

近年来，我国科研论文发表数量突飞猛进。最新的媒体数据显示，我国科技人员发表的期刊论文数量，已经超过美国，位居世界第一。然而据统计，这些科研论文的平均引用率排在世界100名开外。真正极好的论文，在中国还是凤毛麟角。

为了不让教授们成为“懒汉”，也为了大学多出成果，今日的大学和科研院所普遍实行对教师的量化考核，要求每年产出多少经费、论文、专利，将这些直接与待遇挂钩，与来年招收研究生挂钩，还与“能上能下”、“能进能出”挂钩。

单从效率看，这种考核评价，似乎确实效果不错，我国的科技论文数量在全国大学、科研院所的共同努力下，早在2007年已居全世界第一。但与之对应的尴尬的现实却是，有大量的论文是“零引用”，大批论文是只供业绩考核、职称评审的“职称论文”、“工资论文”，换句话说，就是没有学术价值的垃圾论文。这等于是，大家十分在勤奋地制造垃圾。

近日，中国青年报记者就科学界如何潜心学术、摒弃急功近利专访北京大学教授饶毅。他一直坚持科研的质量、回归科学本质，秉持“慢”的理念。2007年，时年45岁的饶毅从美国西北大学归国，他曾任该校讲席教授、神经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其实验室研究方向是高等动物发育的分子信号。饶毅的回国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反响，并被认为是中国科技界吸引力增强的标志之一。

饶毅认为，论文是发表你的科学发现。论文可以看数量也可以看质量。如果用《让子弹飞》来比喻，你可以算很多次枪声后击中很多目标，但也可以看看子弹击中了什么目标。中国现在可能主要看枪响后报捷的喜报用什么材料，就是问发表在什么杂志，而很少人能判断打下的目标到底多重要。

饶毅的论文数量比较少，自从2004年有独立的国内实验室后，发表过3篇原始文章。其中，两篇是神经发育：2005年《细胞》报道GSK参与极性形成，2007年《发育生物学》报道ILK参与极性形成；一篇是行为，2008年《自然神经科学》报道鱆胺参与争斗。

另外2005年应邀在《自然神经科学》发表过一篇述评，评论同期一篇文章，饶毅表示挺喜欢这篇文章，它对原研究者的结果提出不同的解释。而2006年、2009年、2010年，他在北京的实验室论文数量为零。

饶毅表示，科学研究的慢，不是偷懒不做，而是指重要的结果出现慢，但研究者积极思考，积极推进研究。

饶毅认为，对于中国的研究者来说，特别是年轻的研究者，目前比较难，如果做得慢的，在国内压力会比较大。他就是想提供一个标本，希望国内多一些单位能选拔和支持一些慢的人，特别是一些年轻人。在目前情况下，选择优秀的人、有潜力的人、积极工作的人，即使他们“慢”，也支持他们，是不太容易的事情。支持快的人，支持错了，也没人责怪。而支持慢的人，也可能有搞错的时候，作为各级资源掌握者、决策者，这很不容易。

世界科学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今后最重要的科学发现，既可能出自快的途径，也可能出自慢的方面。因此，不同的科学工作者根据各自特点，有所选择，有得有失。

【即时通会员如是说】

记得马克思说过，科学（研究）是严谨的东西，来不得半点的虚伪和骄傲。急功近利肯定不行，投机钻营、弄虚作假也一样。关键是，当前的腐败已深入各个领域，科研也没有幸免。就我接触的范畴所言，有职称的基本无本领，有本领的职称上不去。因为，真正科研的人，是如陈云所言：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但是，这样的人，领导是不会欢迎的，尤其是在一把手说了算的官僚体制下。——栗彦卿

慢工出细活，这是讲了多少年的硬道理。罗马城也都不是一天建成的，只是现在我们写论文的数量真的好想随手绉来就能成篇。只是数量急剧递增的时候，质量却都被视而不见了。事实上，有了论文，只是成为了各项评比的标准。做论文的态度已经都不对了，哪里还有什么质量。学术本身不该急功近利的，就现在而言还是让学术慢一会儿的好。——杨文

领导希望得到什么结果，我们就努力向上级旨意靠拢。反正只要给我科研经费，我的任务就是努力花钱，花别人的钱，替别人做事。我们的经费是来自于官方，这本身就是个问题。首先监管不严，效率不高，经费到期花不完就收回，不得已赶紧装修实验室，第二年依然如此再装修一遍，教授自己买辆车开的名目是移动观测平台，买套房子那就是固定观测平台。其次经费来自官方，就带着很重的官僚色彩。西方的制度就完全不是这样，他们的经费是独立的。富人们有钱可以捐助，但无权干涉研究。科学家搞研究无需对谁负责，即便是我的研究暂时看来没有任何的现实意义，即便是我多少年都出不来成绩。企业本身也都有很强的科研能力，以科研带生产，很多先进的学术成果都是由企业内部的研究团队作出来的。——福利满

该快的快，该慢的慢。只是没多少人愿意当“慢”的那些，更没有几个领导愿意“领导”“慢”的“队伍”。如果我们国家哪天能意识到“搞经济不为排名”的道理，或许我们的学术界也会风行起一股“搞论文只为学术”的风潮。——小迷

科斯一辈子就发了那么一两篇论文，但他开创了经济学的新时代；洛克凭借那本薄薄的《政府论》，奠定了他政治学巨掣的地位。反观当前的学术界，急功近利，剽窃成风，学者们赤膊上阵，忙于把知识转化成白花花的银子……每年我们花费了巨额的科研费用，换来的是歌功颂德或是纸上谈兵的“成果”，真让人痛心。——西铭

想起前段时间我国军事方面发生的事情，今年的1月11日我国自行研究的隐形战斗机J-20试飞成功，然而这并不代表，J—22就是这世界上最厉害的隐形飞机。很多专家表明，这架飞机令人担忧的是，研发时间过为短暂，投入成本甚是低。我认为，付出和收获是成正比，无论是小到简单的体力活还是大到科技研制，投入和结果这两者的关系是紧密相连的，想要投机取巧，那是为以后埋下了隐患。生活中大事小事都要遵循这个规律，学术也更理应如此。——人可木木

丘成桐教授说：“搞学术一定要有乐趣，有好奇心”。我觉得这句话说得很好。乐趣是做学问的人的福利，只有乐在其中才能塌下心来，一步一步地做下去，急功近利是不行的。邱教授还说：“有的方向要七八年才能出成果”。中国的学者把研究当做一个谋生手段而不是兴趣所在，这样是很难取得成果的。外国有一个笑话：“科学家和妓女的共同点就是，他们都用自己喜欢的事去赚钱。”这句话很能说明问题。——王俊岭

一味追求数量而忽略质量，不能对实践起到指导作用，要那么多的学术论文有什么用？——程鹏丽

两个感叹：一、中国的年轻学者，要么难以为继，要么就是天才。难以为继的想踏踏实实做学问而不得，是天才的能左右逢源，不仅仅会搞学问还会搞社会。二、想不明白为什么中国人偏偏什么都要指标，抓闯红灯要，抓违纪干部要，做学问也要。难道指标以外的违纪就不是违纪了么，难道指标以内的学问就是都是学问了么——从引用率和引起的国际反响来看，指标内的学问不都是学问，大多数只是指标而已。问题不在做学问的速度快慢，而在指标。——魏肖迪

我觉得我们生活在一个奇怪的怪圈里：越想做好一件事，越量化形式，最终结果完全达不到最初的目的。学术界、高校内的风气超像以前的“大跃进”、为写论文而写，为做学术而做，功利性很强。况且现在很多人选择当高校教师，只是因为想求个稳定，本来就不是真的做学术的。——贝拉

需要认清的是老子所说的：“道可道，非常道”。社会陷入喧嚣和浮躁，物欲横流，虚荣满地，很多人被生活和诱惑逼迫，不能潜心向学。但作为人，精力和时间是极其有限的，身心不能专心致志，怎么可能沉下心来做好学问呢？而浮躁的心态下，不可能有重大的发现和成果，这就是中国这么多年出不了一个国际级学术大师的原因之一。——刘鹏飞

我虽然没有写过工资论文，职称论文，可是，写过毕业论文，深知其中的危害。除了带动了“枪手”行业的蓬勃发展，为GDP的增长做出了贡献以外，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我们已经走得够快了，是该暂缓脚步，喘口气了。——龙在天

没有发表足够数量的论文，大学老师们就不可能评职称，科研人员就不可能升职涨工资，如此这样的条件摆在那里，让我们那些搞科研的人们何去何从？他们或抄袭别人的成果、或浮躁的制造一些所谓的成果，这样的学术态度怎么可能获得可观的科学成就？——李特

说到底，还是由于制度在上头压着，看着身边的教师越来越少，教授越来越多，职位越来越高，换成我也急，只求数量不求质量，豆腐渣工程式地看上去是学术实质上是文化垃圾，也不过是为了生存的需求。想要彻底根治这种局面的话，看来大学的考核制度得改一改了。——胡倩

过年拜见年过八旬的老长辈，自然谈起京沪高铁之后，老家到北京的方便。老人家神情突然严肃起来：“太快了，太快了”，晚辈们都随声附和或发自肺腑的喜悦表露：“嗯，真快啊”。不料老人家话没说完，“火车跑这么快怎么可以”。 ——笔笔的笔

我大学的老师也在抱怨，学校要求教师每年起码出一篇学术论文，三年内要参加一部教科书的编写。学术不是赶马车这样赶出来的，大学的高层管理人员想必也应该是受过高等教育，怎么连“慢工出细活”的道理都不懂，有些老师水平根本达不到写教科书的水平，硬要参与教科书编写岂不是祸害下一代！虽说现在不是五六十年代，但是中国人的“左”倾思想还是残留在脑子里，多快好省，动不动搞“大跃进”，就像学校每个假期都要我们写假期实践报告，说实话，短短每个假期都有实践活动怎么可能？到头来那些老师收到的还不是一份份网上百度出来东拼西凑的实践报告么。——高欣婷

俯瞰当今社会，到处充满着争名逐利的气息。学术界本身是一方净土，如今也难免受其污染。——王庆博

当科学研究沦为纯粹的饭碗时，很多玷辱斯文的事就接踵而至了。——潘宇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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